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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論》與現代世界歷史
      2019年09月05日 09:18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作者:鄒詩鵬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資本論》批判和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既有道路,預示著早期資本主義的終結及自由主義傳統的現代變革,即從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向上升時期資本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的變化,其中也蘊涵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化。《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西方性的批判接軌于以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為代表的東方社會的現代轉變。從現代世界歷史的實際進程看,新自由主義憑借技術等經濟與社會因素對資本邏輯的應對,實是從屬于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實踐,《資本論》接軌于東方世界反抗帝國主義及其殖民主義的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資本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邏輯,因而依然持續地影響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三個矛盾,即實體經濟及其生產邏輯與虛體經濟及其消費邏輯的矛盾、新的勞資對立及其表現出來的認同危機、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反全球化態勢,都從屬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度空間,這一異度空間不能解釋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例外狀態”,而是隱含且包含著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矛盾的未來文明樣態。

        關鍵詞:《資本論》/世界歷史/現代社會/經濟全球化

        作者簡介:鄒詩鵬,哲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這篇概要性的文章想集中闡述這樣一個問題,即《資本論》何以影響了現代世界及現代歷史。這一問題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經有所把握,但恐怕依然不夠①。在筆者看來,《資本論》不只是一部經濟學著作,也是歷史與政治理論著作。《資本論》的卓越之處特別表現在,其以學術理論的方式批判和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既有道路,不僅預示著自由主義傳統的現代變革及向帝國主義的轉化,而且積極地指向和引導非西方國家和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獨立解放運動。《資本論》從總體上規定著現代世界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也是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性資源。

        一、《資本論》確定了西方既有道路的終結,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分析和揭示了古典自由主義及早期資本主義的必然終結

        《資本論》的主題,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對馬克思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意味著批判啟蒙國民經濟學,而且意味著反叛并改變古典自由主義及既定的西方近代道路。既定的西方道路主要說來是由英、法、德的三種啟蒙傳統給定的。其中,青年馬克思已自覺地告別了德國那種抽象且依然是封建專制性質的國家主義道路及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德國完全不具備資本文明及資本批判的現實基礎),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批判的現實對象,即英、法“先進國家”及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當古典自由主義憑靠資產階級性質的市民社會及政治國家,憑靠“理性經濟人”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就可以帶來社會的一勞永逸的自由與繁榮時,馬克思揭示了市民社會及政治國家本質上的資產階級性質,依照《資本論》的分析,“理性經濟人”及其自由放任的發展模式,導致日益尖銳的勞動異化及勞資對立。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對工人剩余勞動及其剩余價值的褫奪,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背后,則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無法適合、也是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欲望經濟模式。馬克思的批判切中時弊,鞭辟入里,構成了一門典型的資本主義病理學。

        19世紀30-40年代,西方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已經確立起以英法古典自由主義為典范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及道路。《資本論》則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批判,是在部分地肯定資本文明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理念及其發展道路的批判與否定。在資本主義演進史上,英法古典自由主義乃早期資本主義,馬克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也特別表現為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危機的揭示。在那里,資本文明越來越與人的發展不相適應。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即揭示勞資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那里,古典經濟學家所信奉的分工邏輯實際上已經被勞資對立取代;而勞資對立的實質是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進而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依勞資對立自身的展開,必然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現實對立,而經濟矛盾、市民社會自身的矛盾以及基于分工的階層分化也必然要轉化為政治矛盾,轉化為基于階級對立的階級斗爭。古典經濟學家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依然沒有看到物的對立背后的人及其社會關系的對立。《資本論》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有關古典經濟學批判的深化,其揭示了拜物教何以具體化為資本主義的全過程。依照這一分析,物與人的對立關系一旦貫徹于資本主義的全過程,必然是資本主義的終結。依此推導,正是特別凸顯勞資對立以及物與人的對立關系的早期資本主義,必然帶來其歷史性的終結,即早期資本主義的終結。的確,隨著《濟貧法》的不斷完善、工會組織的合法化、工作日制度的推行、社會保障制度、選舉制度等,尤其是晚近以來組織化資本主義,完全依照教條式的勞資對立來分析資本主義諸問題的研究方法。資本主義做出的改革,本身就是針對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問題而來的,這些改革本身顯然取得了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連這些改善本身也有理由被看成是馬克思對資本批判的歷史與社會政治效應,舍棄《資本論》的歷史性質,就無法理解現代資本主義本身可能的和有限的進化與發展。

        但不應由此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批判完全窄化為早期資本主義批判。早期資本主義的終結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矛盾在此后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再存在。就資本主義結構而言,勞資對立仍然是整個資本主義矛盾的基礎,這一基礎實不因資本主義的改良而消失,正如其固有的資本邏輯一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拓展,顯然在持續不斷地將勞資對立向全球擴展。因此,馬克思在早期資本主義背景下特別凸顯的古典自由主義批判的典型性,實不能抹掉馬克思對整個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一般性,正如資本主義的問題域是持續在場的一樣。《資本論》所分析的資本的界限亦即資本主義的界限,不能僅限于早期資本主義,而應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界限。

        二、《資本論》的批判性警示促進了古典自由主義及早期資本主義向上升時期資本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變革

        古希臘時代,正是堅決反對粗陋的民主制的蘇格拉底,反過來促成了民主政治傳統的形成。作為當代西方的蘇格拉底,馬克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尖銳批判,反過來也刺激了自由主義傳統的轉變。《資本論》第1卷于1867年出版,與此同時,在約翰·格林、約翰·穆勒以及霍布豪斯等人的努力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開始轉向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與之對應的則是從早期資本主義轉向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轉向現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區分,就是強調社會政策并特別強調社會自由,以至于新自由主義自稱為社會自由主義。無論現代理論資源是否意識到并能夠承認,新自由主義及現代資本主義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馬克思及其社會主義的批判性資源的結果,其中,《資本論》至關重要。一方面,馬克思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資本文明及其對現代社會建構的意義。“資本的文明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因此,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失;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內,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一般物質勞動所占有的時間的較顯著的縮短結合在一起。”[1](P927-928)按照凱恩斯、熊彼特等人的判斷,馬克思有關資本文明的思想,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變革。按照《資本論》的分析,如果資本主義不能應對自身結構性的危機,那就必然會帶來歷史性的革命,即從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在抑制、延遲進而否定革命邏輯的前提下展開資本主義的自我改良與革新,包括重新評估并推動為剩余價值理論所質疑的那些經濟社會因素,如分工、交換、分配、市場、邊際效應等,當然也包括技術因素。

        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技術及工業文明,并且形成了一種技術依賴型的資本主義分析框架,認為正是技術進步有效地對抗了馬克思的勞資對立。這一問題涉及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對馬克思勞資對立思想的把握。的確,勞資對立思想不能只是限于早期資本主義的現象或現實,而應當直指對立所包含的人的關系的異化。這里涉及對馬克思勞動概念的領會。依馬克思的分析,勞動的真正解放取決于其是否轉化并肯定人的解放。因而,比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已經提出勞動價值論,但卻沒有,并且有意否定人的解放這一前提,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則要求勞動解放與人的解放的內在統一,勞動不再只是服從于剩余價值的異化了的勞動或勞作,而是人自身實現自己生命活動的實踐。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具有對于人的活動的存在論意義,比如人雖然從簡單勞動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但卻未必不陷入復雜勞動的異化狀態,又如陷入技術時代人的總體的勞動異化狀態。在這一意義上,非物質勞動概念的提出,實際上要求技術時代勞動與解放的統一,非物質勞動并非只是對勞動概念本身的質疑與否定。

        無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看,技術進步與資本批判的關系都需要回到《資本論》的分析框架。正是在《資本論》及其它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強化了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提出的技術進步的資本主義模式。馬克思明確提出,資本的增長必須依靠技術與工業發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越來越多地加入非物質勞動(非物質生產勞動),這一過程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的變化,而且意味著生產方式、交換方式乃至于生命形式的變化,且使得資本主義獲取了新的活力。因為正是包括技術及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化,導致“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2](P348)。馬克思肯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性,這對于分析和把握整個現代世界歷史是至關重要的。不過,正如“兩個決不會”從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看一定是從屬于“兩個必然”的歷史邏輯一樣,技術進步的思想也是從屬于資本的社會與歷史批判。新自由主義本身也有其歷史限度,這個限度正是由《資本論》所洞察和規定了的。

        三、《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西方性的批判接軌于以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為代表的東方社會的現代轉變

        《資本論》并沒有直接討論帝國主義時代。盡管《資本論》中討論了資本向海外以及殖民地的拓展,但并沒有直接與國家理論關聯起來。然而,從《資本論》對東方世界的影響看,則恰恰是在政治與歷史方向展開的。從世界歷史的實際進程看,新自由主義憑借技術等經濟與社會因素對資本邏輯的應對,實是從屬于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實踐。在那里,《資本論》接軌于東方世界反抗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國家民族解放運動。

        201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爆發100周年。《資本論》與十月革命的關系耐人尋味。按照《資本論》的分析,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一定率先發生在資本主義較為成熟的西歐,東方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資本論》看上去也很少提及俄國,因而,十月革命并不在《資本論》的構想之內,葛蘭西則徑稱十月革命是“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但是,從世界資本主義批判史及東方國家現代轉變的實際進程看,《資本論》必然從其看上去單一的資本邏輯內在地拓展到國家邏輯上來,從而說明何以《資本論》的資本主義批判必然要求納入并且呈現為東方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

        19世紀60-70年代,正是歐洲自由主義的民族國家體系全面形成時期。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及種族主義背景下,西式自由主義民族國家很快進入超民族國家即帝國主義。面對這一狀況,《資本論》的理論效應絕不只是對資本主義機理與機制的實證研究,并由此坐實資本主義的西方性,而是在于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價值以及歷史性質的多重批判,進而通過革命的方式揭示世界歷史由區域史向社會主義的必然轉變,包括東方通過跨越資本主義這道“卡夫丁峽谷”有可能實現的向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十月革命顯然直接把握到了《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西方性,并通過革命的歷史實踐徹底突破了由自由主義傳統所定向的現代歷史,賦予東方以歷史主體性。十月革命實現了現代世界革命史上的空間轉移。

        因此,《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西方性的揭示,不是為了鞏固其合法性,而恰恰是要突破它,亦即通過從區域史向世界歷史的必然躍遷進而突破資本本身的界限,也即突破資本所謂的本質的西方性,從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東方社會的現代轉變中開創的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結構,乃《資本論》開辟的現代世界及其政治國家類型的拓展和發展。因此,十月革命以及中國革命,作為東方社會反叛西方資本主義并進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存在,并且也推進了《資本論》所蘊含的世界歷史方向。

        《資本論》沒有專題探討中國革命,但中國革命及由此開辟的中國道路同樣不僅屬于且進一步開拓了《資本論》所構想的世界歷史新方向。《資本論》出版的那個年代,中國已經被置于一個由西方世界引導、因此也處于自身現代史轉變的艱難時世,這個東方大國遭遇且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堅船利炮及其資本邏輯。在1860年代,即西方從資本年代轉向帝國時代時,中國即已經遭遇了帝國主義,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形成時就被拽入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因而,中國對西方列強的反抗一開始就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與意義,這也確定了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但是,《資本論》有關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俄國革命,都要求與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及其內在要求本質地關聯在一起。中國革命的確要求體現獨特的中國性,比如多樣性的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農業文明及社會傳統的現代轉變、統一多民族國家傳統及其現代重構、培植資本文明的任務與要求、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格局等,不弄清這些傳統及中國性質,就不能穩健積極地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及現代中國道路。

        四、《資本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邏輯,因而依然持續地影響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基本上由新古典自由主義及新保守主義主導,古典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念借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復活,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態勢愈加顯著。從總體上看,當今時代真正有理由稱得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資本論》在當今時代的持續熱勢,并不奇怪。

        當今時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矛盾特別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越來越疏離于實體經濟及生產邏輯的任性以至于異化的消費主義的盛行。消費主義既導致生產過剩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又導致實體經濟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不足及脆弱。消費主義的顯著表現,即貨幣及金融的激進化制造了一個個虛擬經濟幻象。2008年以來一直持續蔓延的金融危機即是如此,其實質乃盲目地與房地產業捆綁在一起并且同樣是非理性擴張的金融衍生體系過度透支實體經濟。第二個方面是資本主義勞資對立及社會政治矛盾的加劇與深化。在現時代,勞資對立并不只是表現為勞動者的絕對貧困,而是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日益固化的社會階級之間的隔離與疏離,尤其是來自底層民眾對權力的反感、不認同、冷漠與拒斥,而權力也越來越體現為與資本的不當結合。近些年來西方不斷加劇的民粹主義及其社會運動,實有其社會經濟及政治基礎,本身就在不斷觸碰當代資本主義的邊界。與此同時,全球性的資本擴張加劇了地理空間上的不平衡及矛盾,新自由主義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空間,本身就意味著非西方的依附性乃至于新的殖民化模式,其實質是新帝國主義。而新自由主義的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發達國家單方面固化西方與非西方巨差的表現。第三個方面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非理性以及欲望經濟效應的持續顯現,其背后是拜物教及其價值觀念的持續加劇。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徹底揚棄了拜物教的新人及其價值觀的生成,但現代資本主義卻形成了以視物化及拜物教為總體性的肯定性的文化意識。當下時代,全球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愈來愈受非理性及其欲望邏輯所支配,并依然認同功利化與消費主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域內外人士對《資本論》的關注,顯然包含著有識之士在精神文化及價值信仰上的關切。

        中國并不自外于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度空間。這一異度空間不能解釋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例外狀態”,而是隱含且包含著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矛盾的未來文明方向。經過長達40年的實踐,新自由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矛盾越來越大。新自由主義及全球資本主義開始出現的反全球化現象,并不意味著西方世界真的中止了新自由主義及其資本的全球擴張,但的確顯示出資本主義持續存在的限度及危機。在這一意義上,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非同時性而是歷時性的形態。在最初被動地卷入全球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空間后,中國即開啟積極的改革開放大業,經歷較長期的資本吸納及國家建設,確有理由開啟世界文明的新類型——社會主義性質的文明類型。在那里,對資本文明的吸納與超越,正如自我異化與自我異化的揚棄走著同一條道路,《資本論》對當代中國道路的奠基意義將會持續地呈現。

        五、按照《資本論》所揭示的理路,經濟全球化仍然是分析今日全球世界的最基本的現實及方法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為宏闊的資本研究選定了六大范疇:資本一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實際上,后三個范疇主要是國家的拓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市場化運作。可以想見,假若馬克思持續研究下去,則必然要觸及民族國家。在此前的研究中,馬克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民族階級化的思路、國家消亡及共產主義構想等,已經包含著對民族國家的拒斥(正是這一方面引起韋伯以來直至吉登斯、柄谷行人的持續有效的回應)。馬克思布列國家、對外貿易與世界市場,其隱含的思路也是民族國家通過經濟方式進入世界體系,這已經指認了現代國際世界建構的最基本的方式,即經濟全球化。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這依然是最基本的方式。但我們有必要稍稍考慮另兩種基本方式。

        現代國際世界建構有三種基本方式。除經濟全球化之外,還有全球化的政治格局與文明對話。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主要是通過民族國家、超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及其權力結構體現出來的。帝國主義時代,諸民族國家、超民族國家及多民族國家的軍事及權力博弈實際上實質性地支配著國際世界的建構,這雖不是《資本論》的直接論域,但也應當包含在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批判的思想中(顯然也有待于深入發掘),而列寧及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及理論家的論述更屬于這一方式。相比之下,文明對話不在《資本論》直接蘊含的范圍,也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討論的重點,而且,一種過度經濟決定論化的唯物史觀闡釋模式還人為地忽視了文明對話與比較方法的意義。但晚近以來,即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文明或文化對話有理由進入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視域。作為一個醒目的標志,享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指出了冷戰結束之后全球性矛盾的新變化。換句話說,現代性問題本身的積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以及文明自覺等因素,一定會將文明或文化傳統問題提上前臺。不過,如果斷定文明沖突會取代前兩種方式,則言過其實。應當說,經濟全球化依然是當今世界最基本的形式。

        六大范疇中,世界市場是最后一個,也可以把握為由資本主義完成并向世界社會主義時代轉變的歷史環節。但這應當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在自身的發展中實現出來的環節。在馬克思那里,世界市場必然是歐洲及美洲,西方及資本主義的地域中心規定了生產與消費的同一。19世紀7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導向帝國主義時代,因而鞏固了西方地域中心。日本的確是亞洲世界的特例,因為歷史原因,其一度因軍國主義而分得了新自由主義利益,但也因力爭成為區域性乃至世界性的權力中心而付出了代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止了這樣的企圖。冷戰在一定意義上使日本真正成就了世界市場,也成就了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中日本經濟的全球化。冷戰結束,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推行,客觀上將更多的非西方世界引向世界市場。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中國為進入世界市場展開了艱巨卓絕的努力并獲得巨大成功,至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區域性的思路,那么東亞特別是中國與日本,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引擎,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馬克思當時所說的歐洲,隨之而起的也許是歐洲的衰退。當歐洲衰退成為現實,就連美國也已經卷入反全球化及民粹主義聲浪時,對東亞而言,堅持推進經濟全球化,既是自身的利益所在,也是實現人類福祉的責任與使命。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已經決定了中日在未來世界的共同利益,但如何利用這一優勢及利益關聯,則取決于政治家們的智慧與判斷。然而,也正是在這一區域,人們遺憾地看到當今全球世界的三大建構方式的對抗與博弈,其中,經濟全球化看上去竟不可思議地處于次要地位。

        注釋:

        ①本文的一些內容曾以《<資本論>與世界歷史的新方向》為題發表于《光明日報》2017年7月10日(哲學版),這里刊出的是全文。

       

          (原文刊于《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

      姓名:鄒詩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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