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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生態小說如何表達責任擔當
      2019年05月21日 08:37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王迅 字號
      關鍵詞:環境問題;生態文明建設;文藝理論

      內容摘要:生態小說的出現與現實中的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直接相關。

      關鍵詞:環境問題;生態文明建設;文藝理論

      作者簡介:

          生態小說的出現與現實中的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直接相關,它源于世界范圍內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人與自然關系狀態的改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國家工業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環境問題,生態惡化和環境危機成為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按照北京大學教授王岳川的定義,生態小說是指“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小說。換言之,生態小說是以“生態整體主義”回應環境問題的審美呈現。早在1962年,雷切爾·卡森創作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正是對工業文明所產生的環境問題的有力回應,因此成為世界生態文學的里程碑。隨著西方生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改革開放后生態問題的出現,當代生態文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形成創作潮流,報告文學、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文體對生態問題均有所呈現,下面主要以小說創作為切入點,探討新時期以來生態文學為生態文明建設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間。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大氣污染、土地沙化、江河斷流、城市霧霾、珍稀動物滅絕等生態環境危機日漸凸顯出來,成為中國社會不能不直面的環境問題。基于生態惡化的現狀,中國小說家創作了不少生態題材的小說,表示對與工業化、城鎮化相伴而生的環境問題的關切。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楊志軍的“藏獒”系列、賈平凹的《懷念狼》、阿來的《空山》、張煒的《刺猬歌》、葉廣芩的《猴子村長》、雪漠的《獵原》、姜戎的《狼圖騰》、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都是當代生態小說中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可圈可點的作品。生態題材的小說創作在世紀之交形成一股潮流,越來越受到大眾讀者關注。文學領域關于生態環境的想象意味著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的重新探討,這種探討為現實中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角、方法和途徑。

        培育環保意識推進全民生態文明建設

        從張承志的《黑駿馬》開始,新時期主流文學呈現出對環境生態問題的關切。紅柯《西去的騎手》、阿來的《空山》、張煒的《刺猬歌》、葉廣芩的《老虎大福》、雪漠的《獵原》、王新軍的《大草灘》《牧羊老人》等系列作品從不同角度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批判現代文明進程中導致大自然遭到破壞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同時,試圖構筑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之關系范型。這種生態文化的審美呈現,讓讀者能感受到人與自然相處中所遭遇的尷尬,意識到公眾增強環保意識、樹立科學的生態觀念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以“可可西里”系列小說為例,海南作家杜光輝的創作以關注青藏高原無人區不斷惡化的環境以及瀕臨滅絕的藏羚羊引人注目。這類作品最典型的是《哦,我的可可西里》 ,作者講述了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攫取與保護之間的殊死斗爭。由于故事發生在帶有神秘色彩的青藏高原無人區,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在影視界、學術界、文學界形成了可可西里熱,無意中對大眾進行了一次有關生態文化的教育和環保意識的宣傳。由于敘事審美的介入,這種宣傳所產生的新聞轟動效應是其他藝術樣式難以企及的。當代生態小說的審美大眾化使生態問題越來越凸顯出來,引發知識界以及大眾讀者的廣泛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真實呈現當前生態現狀的創作意圖,當代生態小說多流于生態信息的快速傳達和密集呈現,呈現出生態元素壓倒審美元素的創作態勢,或者說對新聞價值的追求影響到小說審美維度的展開,導致小說敘述的平面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有生態而無文學”的創作局面。當然,少數優秀的生態小說在這方面有所突破,遲子建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在現實性因素與可能性因素彼此交織中,為生態題材小說創作的審美化和藝術化提供了重要參照。應當說,“可能元素”和“實在元素”的深度融合是生態小說建立意義深度的必要前提。這部小說之所以獲得茅盾文學獎,正是它“超越了一般生態小說暴露形而下惡化景象的‘問題’機制,呈現生態問題背后的文化邏輯”(石訪訪:《從可能世界理論看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對中國當代生態小說困境的突破》)。這個意義上,只有基于審美的生態文化呈現,環保意識的宣傳才能直抵讀者靈魂的深處。

        追蹤生態問題責任探尋生態建設方向

        作為知識分子,作家的使命不能止于環保意識和生態意識的廉價宣傳,而應該去追索那些生態危機背后的人性痼疾和社會根源,通過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表達自己對生態責任的一份擔當。以西部草原小說來看,王新軍的《大草灘》 《牧羊老人》、紅柯的《西去的騎手》 、楊威立的《馬兒,你慢些走》等作品通過自然災難的呈現,跟蹤追問現代人的生態責任。

        這些小說通過對現代文明的反思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作家們直面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對以科技理性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所衍生的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以及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大自然的過度開發予以嚴厲責問和抨擊。葉廣芩的《長蟲二顫》中,為了給餐館提供蛇肉獲取盈利,南方人老余捕殺蛇類,最終遭到報應,以截肢的悲慘結局而告終。這種故事結構的設置雖然不乏概念化之嫌,但從價值論角度,人類為了享受美食向大自然攫取資源,是以動物付出生命為代價的,不能不令人警醒。值得注意的是,姜戎的《狼圖騰》從生物鏈的角度表現出狼在維護生態平衡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人一旦與狼為敵,對狼實施過度捕殺,就會破壞草原上的生態平衡,產生難以挽回的生態環境問題,直接危及到人類的生存。作者把生態問題納入到人與自然的整體視域中觀察,對生態失衡背后的人性根源進行追問。如果說葉廣芩和姜戎對自然生態破壞的人性根源進行了批判性反思,那么,阿來的六卷本長篇小說《空山》則呈現了人性的另一種可能。通過自然生態的惡化檢視社會生態的變異,通過格桑旺堆、拉加澤里等人物形象的前后變化折射出現代人迷途知返、尋求自我救贖的可能。

        應當說,生態小說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它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從反面為當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補救的方向。生態文學所顯示的是,生態文明建設必然是雙重的。從實施層面來看,國家不斷完善生態立法,規范人類的行為,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同時,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從精神上對國民意識進行改造是十分緊迫而必要的。為此,生態文明建設要見到切實的成效,必須輔之以與生態環境相關的精神文明建設。

        樹立生態平等意識構筑新型生態倫理

        生態問題因人而起,有其人性根源,但不能僅僅把它歸咎于人類欲望的膨脹,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倫理原因。文藝理論家魯樞元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中指出,“自然領域發生的危機,有其人文領域的深刻根源。生態問題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或科學管理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哲學問題和信仰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詩學的、美學的問題。 ”在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時,平等觀念是非常關鍵的理論切入點,也是構建和諧生態文明的重要前提。

        在這方面,陜西作家葉廣芩的創作頗具代表性。《老虎大福》《猴子村長》《長蟲二顫》等作品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先入為主的固有偏見,呼喚人與自然之間建立平等的倫理關系,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文主義的狹隘和傲慢,同時也避開了文學中批判科技實證主義的寫作套路。在葉廣芩的視野里,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都對人類充滿了人性的關懷。這是因為在寫作之初,作者心中就樹立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平等對話的意識,所以,她的小說世界就成了一幅人與自然其樂融融的生活圖景。從藝術形象來分析,猴子是憐愛孩子、從容赴死的母親(《猴子村長》);老虎護佑著二福的成長,儼然一個仁愛的大哥(《老虎大福》);現實中,蛇類被認為是對人類構成威脅的冷血動物,而這一形象在小說中遭到顛覆,長蟲不僅沒有害人之心,還是捐獻苦膽解救病人的熱心者(《長蟲二顫》)。作者懷著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將動植物與人類等同視之,它們是充滿靈性智慧和人性關懷的生命體。同時,為了塑造完整的生命形態,作者寫出了動植物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做出的抗爭。自律的猴群在村民圍獵中留下精神創傷,猴媽媽寧可撞爛猴寶寶的腦袋也不愿讓它們接受村民的嗟來之食,作為一種抗爭的結果,一群猴子絕食而亡的場景震撼人心。

        從生態文學范式來看,雖然這種文學描寫不乏理想主義色彩,甚至不乏因空想而遭詬病的可能,但這種描寫畢竟是文學虛構,自有它的審美合法性。我甚至認為,這種文學書寫范式的意義超出了生態文學的范疇,因為在當下充滿正能量的文學書寫是極度匱乏的,在文學審美多元化的意義上,這是一種必要的補充。就生態文學的價值來看,人與自然的平等相處與和諧共生的狀態則是生態文明建設努力的方向,尤其在當下,可以說,葉廣芩的小說創作以文學審美的方式為國家決策提供了一種理想的生態范式。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煒、張承志的系列散文“融入野地”的精神指向,標志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商業語境下面臨深刻的變化。文學所顯示的逃離現實的沖動,基于一種普遍令人失望的道德精神。這種背景下,“人文精神大討論”成為知識界一時熱議的焦點。從根源上說,人文精神的失落與市場經濟轉型中商業主義浪潮不無關系。人文環境惡化的加劇,又促使我們對經濟轉型發展中生態文明建設的缺失進行反思。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渡時期,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日益凸顯。生態文明建設要持續推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是關鍵。中國經濟發展應該依賴于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以綠色、集約型發展方式取代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而非以資源消耗和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發展。當然,這是從宏觀的經濟發展模式上說的。發展觀念的轉變依靠具體的國家政策的貫徹和推進。這種背景下,當代生態小說就成為基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政策法規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生態文學就像一面生態之鏡,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真實呈現了我國經濟發展中所伴隨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嬗變,呈示了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下急功近利的行為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同時對脫胎于農耕文明的國民性進行了深刻的現代性反思。

        (作者系廣西壯族自治區文聯文研室副編審)

      作者簡介

      姓名:王迅 工作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文聯文研室

      職務:副編審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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