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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文學800年
      2018年01月15日 09:46 來源:文藝報 作者: 字號

      內容摘要:作為歐洲第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葡萄牙雖偏居伊比利亞半島西端,卻長時間擁有明確的疆界、單一的人口構成和獨特的民族文化。

      關鍵詞:葡萄牙;文學;浪漫主義;航海;詩人

      作者簡介:

        作為歐洲第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葡萄牙雖偏居伊比利亞半島西端,卻長時間擁有明確的疆界、單一的人口構成和獨特的民族文化。公元8世紀,摩爾人占領伊比利亞大部,拉開了七個多世紀“光復運動”的帷幕,葡萄牙的建政就是其產物。公元12世紀,阿方索·恩里克(1109-1185)領導的軍事抗爭既驅逐了異教徒摩爾人,也抵擋住萊昂與卡斯蒂利亞兩個王國的聯合絞殺,為新國家誕生奠定基礎。從1179年教皇首次正式承認葡萄牙王國至今,除了幾次短暫的吞并和入侵,葡萄牙民族800余年國史連貫,文脈未斷,葡萄牙語也成為兩億多人使用的世界性語種。

        早期抒情詩歌和散文創作

        目前公認最早的葡萄牙語文學作品出現于公元11世紀,今葡萄牙北部及西班牙西北部地區的詩人使用加利西亞-葡萄牙語寫下很多抒情詩歌。對于該文學體裁的起源雖說法不一,但其明顯與中世紀晚期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盛行的吟唱詩歌互相滲透,彼此影響,直至14世紀中葉,譜寫者中甚至不乏卡斯蒂利亞的“智者”國王阿方索十世和葡萄牙的“詩人”國王迪尼仕一世。按照主題,這些詩歌大體可分為“情人詩”、“愛情詩”和“戲謔詩”三類,其中“情人詩”最為獨特:男性詩人進入女性視角,尤其是春心初動的少女,用口頭化的語言表達對情人的思念。“愛情詩”中的歌者則是男性,無論男女主角的階級地位與社會關系如何,詩中表達的愛情都是中世紀典型的騎士-貴婦模式,高貴、純潔卻遙不可及。“戲謔詩”相比之下則志趣不高,不乏侮辱女性的“問題作品”。

        中世紀的散文創作則是在迪尼仕一世推廣正字法后才發展成熟,本國的語言逐漸脫離加利西亞-葡萄牙語的母體,在非詩歌文本中得到實踐與錘煉。文藝復興前的葡萄牙散文寫作與同時期歐洲其他地區大致風貌相似,內容不外乎記錄查理大帝生平、宣揚十字軍東征、改寫希臘羅馬史詩和模仿不列顛的圣杯騎士系列。惟一亮點當屬史家費爾南·洛佩斯,他著寫的《堂·佩德羅一世編年史》《堂·費爾南多一世編年史》和《堂·若昂編年史》三部,既是記錄葡萄牙國族歷史的重要文獻,也是早期葡萄牙語散文寫作的典范。洛佩斯出生的1385年,葡萄牙剛度過王朝危機,為了不使國君大位旁落卡斯蒂利亞之手,佩德羅一世的私生子若昂一世在本國民眾的擁護下贏得內戰,加冕葡王,開啟了全新的阿維什王朝。1434年,洛佩斯受若昂次子杜阿爾特一世之托,為幾代先王修撰國史,隱而未言之意在于為若昂一世及阿維什王朝正名。洛佩斯標榜自己的史書以真實公正為目的,用近似中世紀騎士小說的語言,描寫了佩德羅一世與伊內斯·德·卡斯特羅的愛情悲劇、其子費爾南多一世的短暫王朝和私生子若昂贏得王位的輝煌事跡。洛佩斯的敘事引人入勝,且在以王室貴族為軸心的傳統史家視角之外,首創性地添加平民的維度:除了血統之外,領袖品格、大眾利益也成為國王統治合法性的要素,超越了時代。

        航海大發現帶來文學繁榮

        航海大發現既給葡萄牙社會帶來輝煌氣象,也促進了文學的繁榮。1516年,曼努埃爾一世的朝臣、史官、宮廷詩人加西亞·德·雷森德主持出版了《總歌集》,收錄了阿方索五世、若昂二世及曼努埃爾一世時期多達286位藝術家的作品,內容涵括西葡雙語的宮廷詩、戲劇、諷喻詩和一些貴族聚會的應景之作,其中不乏精品,既有歐洲尤其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也有葡萄牙民族歷史、文學資源的重鑄與再造,而航海貿易帶來的全盤劇變也刺激了當時的文學家、思想家對新的社會現象和道德問題做出回應。《總歌集》所定格的群英像中,除了詩人薩·德·米蘭達和小說家貝爾納丁·里貝羅,更有吉爾·維森特這位葡萄牙戲劇史上空前絕后的人物。早期葡萄牙的表演藝術不外乎宗教劇、啞劇和詩文朗誦,要么有戲無文,要么有文無戲,就此意義而言,維森特簡直“創造”了葡萄牙戲劇。他一生服務于宮廷,除了數部作品在宗教裁判所的干預下不知所蹤,流傳至今的劇目也有46部之多,囊括了笑劇、喜劇、悲喜劇等,其寓意劇更是獨樹一幟,跳出了宮廷娛樂的狹小格局,生動的民間語言與作者的詩才熔于一爐,在大航海時代背景下,將中世紀晚期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真實鮮活又夾帶諷刺地呈現在劇中。其代表作《印度寓意劇》《地獄之船寓意劇》和《伊內斯·佩雷拉笑劇》等不僅在16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作家中受到廣泛稱頌和競相模仿,至今仍是葡語文學的經典。

        葡萄牙文藝復興高原上的頂峰當屬路易斯·德·卡蒙斯。目前大抵可知,卡蒙斯生于里斯本一戶清貧家庭,出身或為低階貴族,曾多年在葡萄牙位于北非和遠東的擴張據點服役,一生放浪,亦多經坎坷。據說其漂泊軌跡遠至中國澳門,后在湄公河船舶失事,卡蒙斯一手抱住浮板一手托起詩稿的場景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他的民族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葡萄牙文學史上的豐碑,甚至可以說,它參與構成了葡萄牙民族、語言、身份認同的核心,因此有中文版本將其譯為《葡國魂》。全詩共分10章,開篇便通過對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模仿明確了這部30年嘔心瀝血之作的史詩抱負,而詩中冒險、歷史與神話三個層面的敘述彼此推動、渾然一體,又蔚然有荷馬之風。卡蒙斯的史詩不是政治獻禮,其結構與思想的復雜性與藝術上極高的完成度,都非邀功取寵之輩所能企及。15世紀下半葉的大航海不僅打通全球歷史脈絡,更拓展了人類心靈的邊界,一艘艘航船從伊比利亞半島出發,駛向的是無垠的未知,征服的是內心的恐懼。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達伽馬這樣的航海家在這一維度被賦予偉大。海上的艱難險阻在詩中具象化為暴虐的巨怪、嫉妒的酒神,而葡萄牙水手也借此具備了超越性,猶如對抗命運與神旨的古希臘英雄。一方面,卡蒙斯用詩歌語言與現實題材,譜寫出人類精神的崇高;另一方面,他在航海冒險與諸神之爭的兩層敘述間,巧妙穿插進葡萄牙的民族史,并且通過“雷斯特羅老者”這樣的形象和對帝國逝去的慨嘆,構建出歷史的豐富性:榮耀的另一面是虛空,崛起的后話是衰落。

        卡蒙斯也是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抒情詩作者。他的詩歌既有對傳統形式的采用,如首尾韻四行詩;也有對新格律的嘗試。就主旨而言,卡蒙斯的抒情詩與史詩頗多呼應,包括愛情、田園牧歌、人生無常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等。即便是同時期的史學家和游記文學作家,在描寫海外殖民地的戰爭、掠奪與腐敗方面,都沒有誰像卡蒙斯那樣直言不諱、赤裸寫實。當然,詩人表達的思想需要還原到時代思潮中考量。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新柏拉圖主義也順利融入當時基督教世界觀的大框架。因此,卡蒙斯的詩歌不是在簡單抱怨社會不公,而是隱藏著形而上學的張力,純凈、秩序的理想與污濁、紛亂的現實讓詩人感到無所適從,而正是這種痛苦成就了詩中的歌者。同理,卡蒙斯的愛情詩雖然繼承了中世紀將女性理想化、將愛情抽象化的傾向,但新柏拉圖主義的二元思維決定了詩人所面對的根本矛盾是感官之愛與精神之愛的協調問題,愛情美好崇高的理念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間實現?不得實現的痛苦又讓人作何理解?這是卡蒙斯詩歌創作的核心所在。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是與卡蒙斯同時期的游記作家,雖然二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今天,平托的《遠游記》大大激發了后現代文藝批評家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家的興趣。該書半寫實半虛構地記敘了作者遠游中國、日本的見聞,其中的東方風情描寫,雖是基于平托本人的實際經歷,但通過有意無意的夸張、扭曲,作者構建出一個奇異的“他者”,以此映照出葡萄牙本國的文化問題和社會風氣。雖然葡萄牙人至今仍取笑平托多有虛言妄語,然而他將自己塑造為“反面英雄型”主人公,并在游記題材幌子下“大膽杜撰”,其創造性使得《遠游記》成為文學與歷史學殿堂中的一部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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