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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市而居:南陽流動維吾爾族的社區建設
      2019年05月21日 08:56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2018年第6期 作者:劉東旭 孫嬙 字號
      關鍵詞:維吾爾族;圍市而居;玉石貿易;社區建設

      內容摘要:

      關鍵詞:維吾爾族;圍市而居;玉石貿易;社區建設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新疆到河南南陽從事和田玉貿易的維吾爾族群體從早期自發分散居住于市場周邊,到2017年統一遷入政府規劃修建的公租房集中居住,發展為獨立管理的民族社區。該社區雖然在區位上與其他社區相對隔離,但卻保持了過去以市場為中心的居住格局。這種圍市而居的社區以相互嵌入性的生計關系為基礎,是玉石市場在當地的社會性延伸。流動維吾爾族以這種方式整體性地嵌入當地社會,是探索促進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社區的有益嘗試。

        關 鍵 詞:維吾爾族;圍市而居;玉石貿易;社區建設

        標題注釋:本文為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交往交流交融視野下南陽聚居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研究”(項目編號:16CMZ03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東旭,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孫嬙,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81 劉東旭(1984- ),男,中央民族大學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研究;孫嬙(1983- ),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西北地區民族宗教文化與社會發展研究。

        現代社會的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流動人口在一定的條件下會逐步演變成為流入地相對穩定的社會成員,成為推動當地社會發展的新動力。其中一些流動群體會基于歷史、經濟、文化等因素形成各種形態的聚集共同體,進而發展成具有鮮明特征的移民社區。①在多民族構成的中國社會城市化過程中,基于民族身份而在流入地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聚居社區是其中的一種形態。

        對于此類民族聚居社區,學界主要有兩種基本分析框架。一種主要基于少數民族群體自身分析,認為同一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習俗的親近性使他們在陌生城市中更容易建立群體認同,民族原生紐帶成為他們在新環境中依靠的重要社會資源,比如較早被學界關注的北京“新疆村”的維吾爾族即是典型代表。[1]一些學者認為,對原有關系的依賴是少數民族進入城市暫時不能完全適應和融入當地生活的體現;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少數民族群體調動傳統資源主動適應新環境的方式。[2]無論是哪種觀點,這一分析框架都傾向于將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看成相對隔離的群體,他們與城市主體人群之間社會生活的差別往往非常明顯。[3]另一種分析角度則偏重于從城市社會角度來理解,認為少數民族以群體性的方式滿足了城市中一些行業特殊的勞動力需求方式,而這種特殊需求反過來又促使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在新的環境中形成新的聚集群體。[4][5]這些群體雖然依舊保持著很強的民族認同,但事實上他們在社會和文化特征上已經與流出地的同民族成員呈現較大差別。他們一旦與具體的空間結合,就會形成以該民族群體為主導的社區形態,但這種結合的過程卻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有的研究表明,除了民族群體自身文化外,經濟[6]和制度[7]環境實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通常的情況是,在制度默許的情況下,民族聚居群體可能會與階層等其他因素重疊,進而衍生出各種形態的民族聚集區。[8]主流城市研究理論大多對人口流動形成多樣文化的民族社區持積極態度,認為他們是促進城市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然而,也有一些觀點認為,這種民族聚集區可能會導致居住的空間隔離現象而讓一些人感到憂慮,他們認為,太過強烈的居住空間隔離現象不僅被認為會導致城市碎片化和管理困難,而且還會因為自然空間的隔斷會拉大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心理距離和情感距離,最終構成民族或族群沖突的潛在原因。[9][10]因此,主張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的社區建設干預和規劃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成為當代城市治理的一項重要原則。

        基于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不同國家在面對類似問題時采取的方案各不相同。一些崇尚“民族同化政策”的國家將少數民族的空間分散作為實現文化同化的一種手段,通過公租房混合分配等一系列強有力的政府介入措施實現少數民族在城市的分散居住,以期望達到更好的社會融合;一些崇尚“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將社會融合與維持文化多樣性視為同一過程,通過提升社區發展能力,推動社區內部團結,從而保持整個社會各種形態社區的平衡與和諧;還有一些國家將族群性的空間隔離認定為階級分化問題,因此著力于推動社會成員改善自身經濟處境,從而改變自身在族群性空間分布中的位置,[11]最終弱化基于族群特征的居住空間隔離現象。

        中國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多民族國家面對這一問題有其自身的特殊處境。長期以來,各民族人口處于自然流動狀態,城市中基于民族因素的隔離居住現象并不突出。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流動少數民族在城市聚集居住的現象開始增多,由此引發了諸多憂慮和討論。針對這一些新的現象,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會和社區環境”,希望通過建立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區的路徑來實現各民族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鞏固和發展民族團結。[12]一些研究將相互嵌入式社區概念空間化,強調不同民族群體居住空間的交錯性,認為硬環境的改變勢必會促進交往交流交融。[13]然而,空間上的“共生性”與“交互性”僅僅是“嵌入”概念的一個面向,[14]它是否必然會對其他面向產生影響卻是個未知之數。“相互嵌入式社區”的理想狀態實際上蘊含著更多層次的內容。②因此更多的學者認為“互嵌式社區”應該包括多方面意涵,[15]有的提出總結為三個層次:居住格局、社會交往、精神文化。[16]這樣一種分析對理解靜態社會具有參考價值,但對于當下因為人口流動而正在形成的城市民族社區解釋力有限,因為這個群體流動性很強,這種社區處于不斷動態變化中,其居住格局并不一定與社會交往和精神文化對應,所以群體間真實發生的實質性的交往行動及其生成的認同才更能體現“互嵌”的深層內涵。

        基于這一思考,筆者于2014年開始關注從新疆流動到內地從事玉石貿易,并在南陽石鎮形成聚居社區的維吾爾族群體,③通過2016年至2017年赴和田、南陽、江蘇等地進行的4次深入調研,對他們形成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本文希望通過對這一流動維吾爾族社區形成歷史的梳理,及其生計和居住模式關系的分析,揭示該社區形成的邏輯,進而深化對“相互嵌入型社區”的理解,促進對城市化過程中流動少數民族社區建設的研究和思考。

      作者簡介

      姓名:劉東旭 孫嬙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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