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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原住民守護古老森林
      2019年05月21日 09:51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馬德哈瓦·加吉爾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馬德哈瓦·加吉爾(Madhav Gadgil)

       

        

        這是貢德部落的一名老人,生活在印度中部。他到今天都堅守著狩獵—采集以及遷徙農業者對自然保護的古老信條和傳統。

        【環球科技】

        在印度,森林是一些原住民自然崇拜的對象。到殖民時期,這種文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當地的生態也因此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機。僅有一部分神圣樹林在大肆的開發中被保留了下來,為稀有的動植物提供了庇護。

        激發當地居民的積極性,或許可以更好地保護那里的生態環境。印度在2006年頒布的森林法案,確保了當地社區可以管理附近的森林資源。一系列關注原始森林和生態的行動取得了越來越多的進展。雖然公開表達對自然的敬畏是一種古老價值觀,常常被當作落后的迷信而遭人恥笑,不過眼下,它的確成了印度幾十年來最令人期待的生態學話題。

        1.神圣樹林與自然崇拜

        在印度中部被植被覆蓋的丘陵地帶,我們坐在一棵樹下吃著早餐。我們的食譜里有當地產的米飯、豆芽,還有咖喱魚肉。樹上甜美的花瓣洋洋灑灑地飄落,時不時給我們的早餐點綴上新的食材。

        招待我的是貢德部落的原住民,生活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孟達村。他們曾在25年前就對外宣布,要憑借自己的力量管理好當地富饒的自然資源。作為一名野外生態學家,我的主要職責是協助他們制定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具體方案。貢德人生活的地區內有1800公頃的叢林,飯后,我準備前往他們新劃出的7片樹林參觀。這7塊樹林占當地總植被面積的12%以上,是貢德人的新“神圣樹林”。

        “神圣樹林”的概念源于一種史前的自然保護傳統,居住在發展中國家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圈出特定的區域作為神圣樹林,使它受到保護,神圣不可侵犯。原住民虔誠堅定的信仰能夠確保區域內的一花一木都不受人為破壞(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比如村莊被大火毀于一旦,人們才能法外開恩,從樹林中砍伐非常有限的樹木用于重建村莊)。這些樹林就像博物學家們鐘愛的藏寶庫,它們常常是許多珍奇物種最后的庇護所,比如雄偉古老的樹木、某些藤本植物、藥用植株、恒河猴、鹿、鳥類、蜥蜴、青蛙,以及其他在別的地方難得一見的生物等。

        神圣樹林有精彩的過往,相關的記錄可以在希臘和梵語的典籍中見到。不過,隨著歐洲大陸向基督教敞開懷抱,神圣樹林的概念逐漸在人本主義的沖擊下銷聲匿跡。如今,受到保護的樹林只零星分布在中東、非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

        在過去近半個世紀里,我先后探訪過許多位于印度、不丹和日本的神山,神圣的河流源頭、河段,圣湖以及神圣樹林。我曾眼睜睜看著神圣樹林被夷為平地,盡管發展中國家普遍對這些樹林有所企圖,但我仍然見識過受到良好保護,或者死而復生的神圣樹林,甚至于曾有幸見證過新樹林的劃分和建立。印度次大陸上對自然資源的商業開發給生態系統帶來了威脅,神圣區域的理念反倒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明顯的復蘇。

        傳統保護區設立套用的都是來自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經驗,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劃模式。1890年,為了設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園區內的美洲原住民被強制驅散,背井離鄉。記者馬克·道伊在他的作品《自然保護區難民》中表示,西方文化不僅對這種“為了設立保護區不惜驅趕人群”的理念沾沾自喜,還把它強加給了全世界。為了給珍奇的生物——比如老虎和獅子騰出生存空間,發展中國家大型自然保護區的代理機構會與政府尋求合作,驅逐生活在叢林里或者稀樹草原上數以百萬計的人類,而這些被驅逐的人通常都是在當地生活超過數百年,甚至更久的原住民。驅逐的方式不僅給當地人帶去深切的苦難,本身也不足以作為一種合格的手段去保護自然。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原住民對叢林的反哺與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助益是潛移默化的,這些積極的影響只有在他們遭到驅逐之后才會逐漸顯現——比如,人為的、有節制的焚燒活動有利于去除入侵當地生態系統的灌木物種,不僅如此,焚燒對某些珍貴的樹木而言,也是復蘇的必要條件。

        不過近些年來,一種完全不同的、自下而上的保護區規劃模式在世界各地嶄露頭角。全球野生動植物密集的叢林中,大約有40%的區域仍由世代居住于其中或周邊的原住民所守護。本文的主題就在于讓“生態圈居民”接手管理。他們緊鄰大自然,是自然諸多恩惠直接的見證者和受益者。讓他們來主導,也許是保護地球現有生物多樣性最有效的策略。

        2.漫游山間

        從1971年8月開始,我就對神圣樹林情有獨鐘。當時距離我獲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返回印度還沒多久。我和曾經的導師植物學家V·D·瓦爾塔克共同策劃了一次野外考察。我們跋山涉水,進入了印度西高止山脈(Western Ghats)的北部地區——那是一群緊貼印度半島西側邊界的群山。我就在這片地區長大。然而,隨著旅途不斷深入,我越來越為眼前貧瘠的山地感到痛心和沮喪。20世紀60年代早期那種熱帶雨林密布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可是沒多遠,一片郁郁蔥蔥的常綠樹林出現在了我們眼前,這片森林約5公頃,其中有4棵鶴立雞群的滇欖(Canarium strictum,西高止山脈南部地區的代表物種),這里是它們生長的北界,距離其主要生長地約500公里。瓦爾塔克向我解釋說,這片樹林的名字叫Dhuprahat,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為被作為當地某個母系神靈的供奉之地。這不是特例,在整個高止山脈的西部地區,散布著許多類似的保護區。

        在回程路上,我對神圣樹林做了仔細的研究。雖然神圣樹林經常以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象征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但是我沒有找到任何關于它的系統性調研,更別提從生態學或是社會學視角的解讀和研究了。環保主義者中對神圣樹林的主流評價并不高,他們認為自然崇拜是所有原始社會的特征,而神圣樹林不過是這種盲目崇拜的遺留,它們沒有實際的意義和功能,純粹只是一種迷信的附屬。按照這種說法,神圣樹林應當只會聚集于宗教色彩濃厚的位置,比如山峰之巔或是水流之源。

        對我而言,雖然神圣樹林的概念有原始崇拜的光環傍身,但它確實有現實意義,比如為人們提供安全清潔的水源。如果這種現實意義成立,那被劃作神圣樹林的區域不應該局限于少數幾類特定的棲息地,而應該包含各種各樣的自然棲息地。于是,我開始搜集第一手的野外資料。

        這是一段讓我著迷的經歷:在西高止山脈的北部跋山涉水,尋找保留了大片神圣樹林的村落,記錄它們的占地規模、植物群落的構成、動物的生存狀況;考察周邊的地形學、人類居住和耕作狀況,與當地人交談;詢問他們的風俗傳統、信仰和生態學知識。熱情的村民會興高采烈地邀請我分享他們的食物,讓我在他們的屋檐下安然度過每個夜晚。

        從我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可以明顯看出,當地人對神圣樹林的生態價值非常清楚,他們視之如珍寶,守之如傳統,希望讓子孫萬代共同獲益。與此同時,樹林不僅保護了水源,還為在神圣樹林之外受盡屠戮的動物提供了庇護。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尼爾吉里山的“采蜜人”。“采蜜人”在野外發現野生巖蜂時,就會在蜂巢的底部生火以獲取蜂蜜——不過當蜂巢出現在神圣樹林中時,他們就不采了。把神圣樹林里的巖蜂趕盡殺絕,只會斷送可持續地利用這個物種的可能,他們對這個禁忌心知肚明。

        “采蜜人”和孟達的居民都相信他們自己只是居住地的一份子,他們的領地內不光有人類,還有山川、大河、樹木、動物和鳥類。這些非人類的組成在很多方面都對他們有所幫助。因此,人類必須在對自然的開發中報以自覺的節制,乃至于心懷崇拜之情、肩負保護自然的責任。類似的想法在所有文明出現的早期階段都曾涌現過,尤其是那些需要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生存的狩獵——采集型社會。

        3.殖民者的大肆砍伐

        在人類著手培育植物、劇烈改造原始的生態系統后,保護自然的需要變得尤為突出。大約6000年前,印度的北部出現了最早的農業活動。起初,成片的樹林被清理成為耕地,通常新的土地只能使用兩到三年,隨后就被更新的土地取代而遭遺棄,這個完整的過程被今天的人稱為遷移農業。印度學研究者高善必推測,在森林里劃分出一片區域,將其作為神圣樹林重點保護的習俗,很可能起源于那個年代。定居型的農業催生了第一個城邦。在距今約3500年前,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吠陀時代的諸國所取代。根據人類學家伊拉瓦蒂·卡夫對史詩《摩訶婆羅多》的解讀,吠陀時代的城邦向恒河流域擴張的主要手段包括焚燒森林。他們以此驅趕當地的居民,開拓耕地并增加稅賦收入。隨著農業在平原地區的普及,資源危機的問題初露端倪。雖然略顯破碎,但是有證據顯示,當時土地的肥力已經不如從前,此外,很可能還伴有雨水的減少,隨之而來的是葉肥、果樹以及野生獵物等自然資源的匱乏。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的研究指出,推崇素食主義還有其他節制享樂行為的耆那教和佛教正是在那個時期興起的(可視作那個時代的人類是對生態危機的回應)。這些宗教信仰與原住民保護神圣樹林的習俗異曲同工。大約2600年前,釋迦牟尼本人就出生在藍毗尼的一片神圣樹林里。公元10世紀橫掃印度次大陸的伊斯蘭教蘇菲派同樣支持設立神圣樹林。

        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在它的影響下,印度原住民與生態系統數千年磨合的成果幾乎被付之一炬。早期的英國旅行家們把印度形容為“由樹木匯成的汪洋”,但是東印度公司決定在“壟斷土地”的行動上快馬加鞭。農田、河流、池塘以及其他自然資源被從村民的手中收回,其中許多都落入了英國式的地主手里,他們同意為此支付高昂的稅收,而這些收入則主要依靠對(由于土地運動而失地的)勞工和佃農的盤剝。為了拓展耕地面積,地主們抹去了自己領地上大部分的神圣樹林。隨后,殖民者出面征用了幾乎所有的神圣樹林。

        大規模流行于印度中部森林帶的遷徙農業遭到了異常激烈的批判。生活在這些地區的當地人極力為遷徙農業辯護:當地人會把開墾過的土地閑置,停耕的時間甚至可以長達15年,以便讓其恢復元氣。但是他們的辯護在外人眼里依舊顯得蒼白無力。此外,當地人也不會砍伐任何他們信仰中認為神圣的樹木。但是按照當時大英帝國的法令,出于對木材的需求,森林中所有的樹木,包括巨大、古老的長葉馬府油樹,都要被砍伐、收割。

        時至1860年,印度的森林資源耗損嚴重,為了調控砍伐森林的強度,政府任命了一名森林資源監督官——德國植物學家迪特里希·布蘭迪斯。布蘭迪斯對印度村民社區自治式的森林管理方式贊賞有加,面對境內茍延殘喘的神圣樹林,不甚唏噓的布蘭迪斯呼吁把相當部分的森林資源交還給印度的人民,由他們自行管理。雖然頗有微詞,但是殖民統治者還是在1930年不情不愿地落實了布蘭迪斯的提議,不過放權的尺度依然非常有限。與之相對的是,政府的林業部門已經成長為最大的地主,它在上世紀50年代控制著大約7000萬公頃的土地。社區和原住民基本喪失了對森林土地的控制權。

        廢止原住民掌握的、管理森林的古老權力,意味著他們無法再阻止外來者隨意進入并在他們的土地上肆無忌憚地開采原本屬于他們的森林資源。換句話說,公共財產的管理制度從原先的“社區自治”變成了“公開取用”。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研究巧妙地融合了理論、實地考察和實驗,它的結論指出,對公共財產實施公開取用的管理制度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源被濫用。對自然資源節制的用度與完全的保護只能建立在穩固的社區自治之上。

        4.生態居民

        盡管要面對強制性的公共資源開放制度,但是在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之前,生活在印度中心森林地帶的部族們從未松懈過對森林的管理和保護。為印度獨立鞠躬盡瘁的圣雄甘地,也同樣是為印度村民爭取權力和世人尊重的急先鋒。可惜,獨立后的印度政府沒有能夠采納他的任何遠見,反而加速開發林業資源。這導致印度村民對森林的掌控權被進一步架空。

        1972年2月,在一個坐落在西高止山脈的村莊加尼,當地人驚恐地發現,印度國家林業部在他們的神圣樹林里標記樹木,準備對這些林木進行砍伐。那里有一片15公頃的樹林,保持著非常原始的狀態:在人們的記憶中,這片森林從來沒有遭到過任何人的砍伐。森林里有許多非常古老的大樹,樹干上都爬滿了攀緣植物,足足有40米高,其中最雄偉的是一棵被當地人叫作加魯德的榕樹,它的周長達到了15米。不過,這片森林周圍的區域已經全部被砍伐殆盡,所以它成了周邊居民收集柴火和稻田葉肥的唯一來源。另外,除了村里的一口井之外,森林也是居民們僅有的穩定水源。帶著這些信息,我前去拜會了印度國家林業部的高官。雖然在我的出面之下,村民們的訴求最終得到了接受,但是高官對神圣樹林的輕蔑溢于言表,在他眼里,這些東西都是故弄玄虛,一片森林除了是“大好的木材”之外還能是什么呢?

        套用首先由現代環境保護主義者雷蒙德·達施蔓提出的概念,加尼的居民們可以被稱作“生態圈居民”,而林業部首腦那樣的人則屬于“生物圈居民”的范疇。

        生態圈居民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自食其力,他們親自耕種、蓄養牲畜,從它們身上獲得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的資源,為了能支持自己的生活,他們的生活面積大約需要在50平方公里左右。由于距離賴以生存的資源非常近,生態圈居民對大自然的恩澤心知肚明且心懷感恩。

        與之相對,生物圈居民能享用的能源類型更多,如石化燃料,這讓他們能夠對從各處搜集的大量物料資源進行轉移和轉化,以此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生物圈居民的生態足跡通常是生態圈居民的十倍乃至上百倍。在生物圈居民看來,偏遠地區不過是木材、礦產或者水力發電站的代名詞——充其量也只是旅游勝地或者度假村。對他們來說,生態圈居民所代表的要么是廉價勞動力,要么是他們在獲取所需資源道路上的絆腳石。對于原住民視若珍寶的、一個功能健全的生態系統,生物圈居民通常不以為然。

        與全世界一樣,在印度國內占據主導地位的正是生物圈居民。我早年對西高止山脈地區的安比谷開展過實地考察。當地的村民以種植水稻為生,他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適用于山坡耕種的遷徙農業模式。雖然當地人也會為了農耕對樹林進行砍伐和清理,不過他們會選擇留下大片的芒果、櫻桃李樹,這些樹木能給他們帶來微薄但是穩定的收入。20世紀50年代,機動車隊在當地的水壩建設動工之后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山谷,深深撼動了原住民的生活,在那之前,當地還沒有人見過所謂的現金,也沒有人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木炭商人慫恿當地人說,因為重新安置他們的事已經是板上釘釘了,不如在臨走前把山坡上的樹木都賣給他們。木炭商人從鄰近的城市普納找來了一些印度教的祭祀,這些祭祀向當地的人們保證,他們會舉行合適的儀式,修建供奉神明的精致寺廟,以此化解神明的怒火。

        巨大的芒果樹和櫻桃李樹——每一棵本來都價值數百盧比——就這樣以一個半盧比的價格被出售了。山頂的保護林區原本是由政府管理的,它們也沒有能在煤炭商人和腐敗的林業部門的勾結下幸免于難。最終,由于大壩建設而無家可歸的村民們再也沒有找到適合安身立命的新場所。如今,許多人只能被迫居住在遭到嚴重侵蝕的山坡上,拼盡全力勉強維持生計。大壩中充足的水源造福的是普納大大小小的工廠,以及東部灌溉區的土地所有者們。環境退化的代價是:短期上,它讓安比谷當地居民民不聊生;長期上,不出意料的話,整個社會都會為此付出代價。

        這些經歷讓我更加確信,雖然有6000年的積淀,但是單純的精神和信仰力量已經不足以在面對商業和工業沖擊的今天,維持神圣樹林了。

        5.褪去神圣光環

        我在20世紀90年代測試了關于神圣樹林的假設,測試的地點位于橫跨曼尼普爾邦與米佐拉姆邦的東喜馬拉雅山麓。當地的老人告訴我們,在過去,超過30%的土地和水源都以神圣禁區的形式受到保護。但是不列顛人在20世紀早期獲得了對當地的控制權,他們重新劃歸了土地的所有權,把它們分配給各個部落的首領,而把剩下的部落成員貶為出賣勞力的佃農。許多部落的首領為了中飽私囊,很快就將手里的森林變賣。

        20世紀50年代,在印度東北部的部落社會體系被傳教士摧毀。當時許多與本地宗教有關的神圣樹林和圣湖都遭到了毀壞。萬幸的是,有一個坐落在印度東北邊的、非常不起眼的小國——不丹,它從來沒有受過殖民者的統治,也沒有受到過傳教士的影響,如今不丹境內仍有大片的神圣樹林,據推測,大約占到了其國土面積的20%以上。

        在神圣樹林遭到砍伐之后,人們才對生態系統所具有的寶貴功能幡然醒悟,尤其是其作為防火帶的作用。因此,在神圣樹林遭受重創的幾年之后,有些村落恢復了對森林的保護。這些禁區受到的保護不再被冠以精神信仰的名頭。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是原住民對這些神圣森林施以的警戒和保護與從前并無二致。這些發現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即使信仰上的神圣性褪色,代之以世俗的實用主義,神圣樹林依然可以通過為生態圈居民提供實際的好處而留存于世。

        對于居住在印度中心森林地區的居民而言,轉變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一場圍繞社區奪回森林歸屬權的名為“拯救森林,拯救人類”的激烈反抗運動爆發了。隨后,這場運動的余波不斷擴散,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運動在2006年各方對《在冊部落和其他傳統林區居民(林權確認)法》的簽署中達到了高潮。這項法案旨在廢除大英帝國殖民時期遺留的不公正霸權,它不僅授予個人,更重要的是,它賦予社區對特定地區森林的所有權。這些權利中包括對竹林等當地自然資源的保護權、保養權以及封林權。

        2009年,孟達以及相鄰的村莊——馬爾拉,成為印度第一批獲得對當地森林資源獲得所有權的村莊。長久以來,當地的居民終于能夠禁止外來者肆意踐踏森林,還能確保社區內的人從森林中獲取應得的自然資源。盡管林業機構放權的速度非常慢,不過到目前為止,馬哈拉施特拉邦已有3600名村民重新獲得了對居住地周邊森林的掌控權。同樣令人興奮的是,人們正在努力組建一個鄉村評議聯合會——匯聚各方力量,在更大的范圍內對自然資源實行保護。2018年2月,在有大約200名左右的評議會代表出席的會議上,他們決定將目前社區內10%的森林地區設立為新的神圣樹林。

        眼前的各種進展無不讓我對神圣樹林的存續、恢復甚至新建都更有信心。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在抗議和反對當地破壞環境的行為:加拿大的焦油砂、美國的輸油管、巴西的大壩、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采礦業,還有在印度尼西亞,棕櫚油農場正在取代熱帶雨林。

        如今,在孟達吃完了早餐之后,我和同事一道參觀了在薩哈恩·瑪塔塔山上新設立的神圣樹林。我遠遠地在其中幾片樹林里看到了成排成排的欖仁木和紫薇屬的喬木,頗為壯觀。有一些神圣樹林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印度懶熊的棲息地;另一些是為了保護巖石地貌;還有一些則是為了保護另一些特殊的棲息地……

        印度的神圣樹林在今天取得的成果讓我欣慰,這是對我一顆赤子之心的最好嘉獎,而我已經懷揣著這種心情度過了將近半個世紀。

        圖文由《環球科學》雜志社供稿

        撰文:馬德哈瓦·加吉爾(Madhav Gadgil)

        翻譯:祝錦杰 攝影:哈沙·瓦德拉馬尼

      作者簡介

      姓名:馬德哈瓦·加吉爾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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